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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流动起来的春运 如何保障回乡顺利？如何做好基层防疫？******

　　元旦一过，今年的春节就要来了，现在已是回家的时刻。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回家，都是热门词汇和太多人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伴随着新冠马上由乙类甲管变成乙类乙管，久违了的抢票行动都瞬间回来了，不少热门路线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的火车票和机票已经被预订一空，今年这个为期40天的春运又有了更旺的人气。

　　把常见的问题印在纸条上，发给前来问询、记性不好的乘客，福州火车站客运值班员赵静，正在服务自己的第19个春运。此刻人群熙攘的候车厅，赵静曾目睹过很长一段清冷的时光：最严峻的时候，偌大的广场看不到几名旅客，显示屏上的列车也屈指可数。

　　福州火车站客运值班员 赵静：我们现在每天大概可以达到两万多，快三万人次的客流量，大包小包拎的，很明显感觉像是回家过年的，有带的年货的，拎玩具的，带着小朋友回家的，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虽然我们更加忙碌了，但是我也觉得是很开心的。

　　目前，福州发往西南方向的车票，比如成都、重庆、贵阳，明显紧俏，不少都已售罄。其中，返乡探亲是绝对的主流。从本周日1月8日开始，全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过去因防疫限制流动的措施相继放开，不再查验乘客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等。回家团圆的脚步愈发急切了。

　　在外来人口较为聚集的上海，本周六，春运首日就增开了临时客车，满足游子们的返乡需求。上海铁路局介绍，今年春运长三角铁路40天预计发送旅客6000万人次，达到2019年同期的80%。为尽可能多地让有意愿的人们踏上归途，工作人员一直在动态分析后台售票数据，查看运力与出行需求能否适配，及时通过加挂车厢、增开临客的方法，提升运力保障。

　　民航方面，随着1月8日取消入境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即可放行后，不少海外华人华侨也开始筹划回国团聚。

　　德国华侨 苟思：我是很想去体会这种久违的年味，久违的亲情，真的非常期待回到家里，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

　　来自重庆的苟思，在德国从事了近十年贸易运输。她上一次回国还是2019年11月，此后在德国结婚生子，父母都没能来到身边。因为孩子太小，隔离不方便，她也一直没有回国。双方只能通过网络抚慰思念，分享新生命带来的喜悦。这一次，她订了春节回国的机票，打算和宝宝待到4月中旬再走。

　　德国华侨 苟思：我小孩的胎发，我把它保存起来带给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毕竟错过了孩子的出生，虽然每天在视频能看到他们，但是如果我真的站在他们面前，比三年之前肯定是会苍老很多，我心里很怕这种落差感，我外婆现在住在我父母家，打算四代人在一起照一张大的全家福，带到德国来，挂在我在德国的家里。

　　或许无论走了多远，春节团圆都刻在每一个国人基因的最深处。多家运营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明显感到，受防疫政策优化影响，入境航班高峰从1月初顺延到了1月8日之后，其中增长较为迅速的是来自欧洲、美洲和澳洲的航班，探亲留学生是主要的购票群体。

　　春运，是一场异乡游子回家的旅程，也是辛苦劳作一年后最期待的一次奔波。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的优化调整，这新一年的春运在本周六拉开序幕。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运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加，是近年来不确定性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一次春运。而这并不会动摇在外务工者回家的决心。

　　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 文滔滔：想念我妈妈做的菜，从年初出来工作，然后到现在还没回过家，太久没见了，想看看就是说家人他们过得好不好，我已经订了1月15日的票，归心似箭，都掰着手指头在那数。

　　虽然工作地深圳距离家乡不远，但受疫情影响，这位来自湖南的女员工也已经一年没有回过家。已经在外多年的她经历过绿皮火车时期的漫长与拥挤，现在早已开通了高铁的行程为她节省了很多路上的时间，但以往的这时也不能让她完全省心，抢票，就成为回家路上的第一道闸口。而这两年公司为他们统一开通返乡购票窗口，从而让每位员工都有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 文滔滔：今年买票更加便捷了，往年是工会发了邮件过来，我们要把个人的信息填到表里面去，再提交给他们，再上传到票务系统。今年公司通过集团内部的App，我们把自己的相关信息提交上去，工会就会上传到票务系统，自动分票，分票也是电子票，比较方便退改签。

　　这家公司的深圳园区主要由外来务工者组成，比例占到百分之九十，而今年有订票回家意愿的员工相交去年上涨了不少，只有个别几位员工因身体或个人因素选择留下来。而除去帮助购买来回的车票以及送站服务，该公司与所处的龙华区政府联动，为员工提供了口罩、防护服及应急药品，以保障员工春节假期返程的安全。

　　不光是这一家公司，不少单位及企业都在近日陆续为即将返乡的员工开展了防控安全宣传培训。不再查验核酸及健康码，返乡人员需要在路途中更加谨慎，尽可能避免引起自身和家人的感染。

　　此前，张家界桑植县县长公开喊话在外游子回家过年的一段视频因与过往一些地方“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形成强烈反差，该段视频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张家界市桑植县县长 梁高武：在岁末年初，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最思念亲人、最思念家乡的时刻，是最盼望团圆的时刻，疫情三年大家想要回家的这种心情是非常急迫的，我们对返乡的人员现在进行了一个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25000名外出的人员回来了，预计到春节的时候，总体可能有十万人要回到桑植，去年我们统计大概回乡的只有19000多人，不到两万。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约有12万，其中中青年的比例就高达85%，作为春运目的地的桑植县已在本周五做出规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返乡潮。这同时会导致农村疫情防控工作加剧，桑植县提前以村、社区为网格，共建了318个网格，共摸排出了7.8万名的重点关照人群，发放了一个防疫健康服务包，并建立了更多的发热门诊，以备不时之需。

　　张家界市桑植县县长 梁高武：让返乡的人群在车站能够第一时间坐上我们安排的专运加开车辆，能够及时地到达县城。第二是做好旅途的一些防护，一些健康的提醒，我们发放了十万份的健康服务手册，同时对每个乡镇实行了分类分级的就诊，开展了一个年货节，准备了丰富的春节文化活动，特别是我们山之民歌等等，要把我们的民间传统的这种文化在这次春节活动过程中，把他们展演出来，让大家真正感到有年的味道。

　　就在本周四，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通知，从1月8日开始，不再对自香港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并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香港签注。同一天，香港特区也交代了与内地第一阶段“通关”的安排细节。这给有往来两地工作、生活需求的人们，打通了因疫情而受阻的门。也因为疫情影响，内地游客已与香港暌违三年之久，两地恢复通关，叠加春节出行预订窗口期，有行业专家预计香港旅游业将于春节前夕迎来一波显著的复苏势头。这正是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让沉寂近三年的出入境市场迎来的一道曙光。那么接下来，对于逐渐上涨的出入境需求，是否准备好了？

　　方丽华从香港来深圳创业两年多，将自创融合服装品牌带到了内地。依托着大湾区的产业链和香港时尚设计理念，她的服装品牌很受欢迎。这两年因为疫情影响，两地间通关变得困难重重，在这期间方丽华只回过两次香港，项目推进缓慢，和亲人朋友也难以见面。

　　香港创业青年 方丽华：我们拿了香港城市大学的技术，融合深圳的供应链，我经常是要每个月回一次香港去跟教授改进技术，优化技术，在过去的两年这个项目进展基本上是很难推动，每一次我回去基本要花费一个月，因为最长时间我可能要隔离21天，隔离之后基本上是抢不到号的，摇号就要耽误到十几天。

　　方丽华曾面对的挑战，在有了两地通关安排之后发生转变。她可以根据“内地居民来港及香港人回港均不占用通关名额”一项顺利回家。而身在香港从事科技领域的80后港籍青年陈江，还需要根据从香港返回内地的通关条件，准备相应手续。

　　目前，两地通关尚处在第一阶段，香港在本周四下午6点，开启了与内地通关的网上预约系统，仅14个小时，成功预约人数就超过了28.6万人，春节前后多天也已预约爆满。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大家盼通关，特别是港澳同胞，对香港的经济一定是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首先带来人流、旅游、商务多了，经济开始有活力了，当然对整个香港的旅游、贸易、金融，都会带来一个恢复性的增长，只要通关以后再到全面通关，以及对疫情本身走势的判断，以及人们这种要走出去的愿望，各种情况下来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到恢复常态也不会很久。

　　疫情除了给有往来境内外工作和生活需求的人们带来不便之外，也让出境游按下暂停键至今已有35个月之久。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底，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宣布从8日起取消入境后核酸检测及隔离政策，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签注。新政发布后，人们想要出境远行的念头又重新燃了，前往出入境办理业务的人群明显增多。

　　对出行的有利政策接连释放，让内地赴香港、澳门航班查询量迅速攀升，春秋航空春节前一周内上海—香港机票预订量增长了6成。同时，专家认为，即便人们对出行热情高涨，但短时间内，受收入预期及安全性因素影响，游客信心需要时间恢复。同时，国际客运条件、出境游从业人员流失、各国入境检疫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制约着出境游的复苏进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年关的时刻，最朴素的一种情感，也是让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一种重要文化和精神支撑，今年回家的很多障碍消除了，回家成为现实，这是好事儿，但在人员流动的大潮之中，如何让乡村不成为防疫的脆弱之地，让家里的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被很好地保护和照料，也是过年时要过的一个关，年前的这一段日子，在回家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每个人和社会依然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让这个年过得顺利，过得安全，过得健康！(央视新闻客户端)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